天津支边青年在敦煌——难忘的历程

来源:本站原创  2016年01月15日  阅:  字体:

难忘的历程

——记天津青年学生支援敦煌建设

荣恩奇

  甘肃河西走廊,历史上是着名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自汉唐以来在中原与西域,乃至西亚、欧洲的文化、科技、经济等的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河西走廊至今还留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和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艺术,也留下了红军西路军的悲壮足迹。

  然而,解放前的河西走廊,在国民党反动派和马匪的统治、压榨下,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经济文化落后,历史的辉煌已不再现。1949年9月,河西人民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建设新的家园。而存在的迫切问题是缺少干部,尤其是缺少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干部。1954年,甘肃省曾在天津市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干400多人,全部分配在兰州市商业部门,而河西干部缺乏的问题仍不能解决。

  1955年,中共酒泉地委、酒泉行政公署,经省上同意,组成工作组,来到天津市,在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收干部。招干工作组由地委组织部宋彦成副部长带队,各县组织部门派领导参加。当时,敦煌县派组织部副部长尹善荣等同志参加。

  经中组部和国家教育部批准,天津市委同意,指定在一中、四中、六中、七中、八中、十中、十一中、十二中、十四中、二十五中、二十六中、二十八中、三十中、三十一中、三十六中、三十七中、女七中、莴沽中学、师院附中和青年学习班等20多所中学招干。酒泉专区招干组于5月中、下旬,分赴上述各校开展工作。首先是宣传动员,由学校向各应届毕业班学生宣传动员,讲述青年人响应祖国号召,支援西北建设的重要意义,明确此次招干是搞商业贸易工作,将分配在甘肃酒泉专区各县,试用期半年后转正,并说每年可回天津一次。经3至5年,当地干部培养起来后,你们可以回天津,要上学的继续上学,愿意工作的给予安排。此次招干的年龄需要在17周岁以上,本人报名,家庭同意,审查合格的,学习成绩要达到优良,不参加毕业考试,发给毕业证。新中国的新一代青年学生,支援边疆,建设祖国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短短几天中,就有数千名学生报名。审查是严格的,填表后进行了政审和口试,经筛选,最终确定了925名学生参加甘肃干部队,于5月底先后宣布名单,正式参加工作。在被批准参加工作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一般的为17至19岁,只有极少数年龄在20岁以上的,定于6月7日早晨,乘专列离天津。铁路员工,也积极报名参加专列工作,他们都希望亲自代表天津市人民,将子弟送到祖国的西北,铁路部门对专列人员从车长、司机、司炉、厨师、机务等的审查,是极其严格的,考虑到这批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外出,为确保身体健康,专门抽调七中校医罗荣盛和八中校医,这两名校医都是从野战部队转业担任校医的,他们非常辛苦地负责路途中学生的健康。

  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所在班级、学校都召开了欢送会。6月6日,天津市青年学生联合会青年团天津市委,在天津中国戏院举行隆重的欢送会,天津市周叔 副市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对即将出发的学生,提出了要求和期望。赴甘肃学生刘敬的父亲,代表家长表了态,天津市艺术剧院演出了精彩的节目,鉴于这批学生是要搞商业贸易工作,所以还放映了苏联记录片《莫斯科百货公司》。

  6月7日,是这批青年学生告别家乡,奔赴祖国西北的日子。全体招干的学生,在解放桥畔的天津青年宫集合,每人胸前一块长方形的黄布标志,上印“甘肃干部队”字样,分为3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为若干小队。天刚拂晓,青年宫内外挤满出发的学生和送行的亲友,集合后,按学校分别在天津东站登上专列火车。两侧站台,早已挤满了送行的人们,有学生亲友,有所在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代表,足有数千人。上午9时,列车在一声长鸣中徐徐起动,这时,列车内外,送别声、哭泣声响成一片。突然,不知是谁起的头,各车厢不约而同的唱起了苏联《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大家高喊着:“再见了天津,我们不会给天津丢脸的!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列车在雄壮的歌声和豪迈的誓言中,缓缓的开出了车站,列车每过一个道口,都有很多人打招呼,自发的为我们送行。

  列车行进的速度极慢,这对大多数没出过门的学生来说,正是欣赏祖国美丽山河的好时机。同学们在车上互相关照,如同兄弟姐妹,这种亲情,在后来的50多年中一直保持着。6月11日,列车到达宝鸡以东的 镇车站,因前方宝鸡附近隧道塌方,列车要在车站停3天,因天气太热,除下雨外,很多队员都不愿意在闷热的车厢睡觉,纷纷到车站各处避暑,车上也不做早饭,每人发给钱,在车站附近的小摊上买着吃。到了6月13日下午,列车的临时团支部召集团员上车开会,传达天津市公安局方面来的情报,一些特务分子,企图破坏列车,阻挠青年学生参加西北建设,并决定立即通知全体队员上车,严格清查人数,不准在外过夜,也不准随意穿越铁路线,晚上若穿越过第三道铁路线,会遭到枪击。在紧张的气氛中,大家全部进车厢,关闭了车门,夜间,前面的塌方初步抢修好,我们的专列就开过去了。一夜行驶,天亮时已到达拓石车站,车停下来了。这时,团员又开会,告知天津方面通知,现在因没有西行的列车,特务分子已无法追上专列,大家在此整修1天。拓石,四面是高山,中间是平滩,6月的拓石,漫山遍野的开满了马兰花,队员们看到这么多的马兰花,异常兴奋,大家都下车采摘。霎那间,车厢的行李架、汽水瓶、车门、车头、车厢外都插遍了马兰花,整个列车变成了一列花车,变成了欢乐的海洋。青年学生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扫去了一路的疲乏,一路鲜花一路歌声,预示着队员们鲜花般的锦绣前程。

  6月16日早晨,列车驶进了兰州站。那时的兰州城,离车站很远,车站南面的皋兰山上,仅有两棵树,显得很荒凉。1954年来兰州的天津青年学生,听说我们的专列要在早晨到达兰州,他们自愿来了100多人,在车站欢迎我们,见到了早到1年的学友,大家心情十分激动。专列经过了10天的运行,6月16日晚,到达了当时兰新铁路的终点--武威,队员们背着行李到达车站广场列队,专列的工作人员也列好队,开了个小型联欢会。就要与由天津一路送我们的亲人告别了,很多人不由自主的哭了,当晚,打地铺住在文庙和附近的一所学校里。

  武威地委提出冬天就要撤消酒泉、武威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不能把这批青年干部全部分配在大地区的西边,要求给武威专区留下一部分。17日早,经紧急商议后,决定整体留下几个学校的人,重新宣布留下125名队员。其余800名队员上汽车,向酒泉进发。6月18日中午,车到达张掖,又留下11人,其余789人继续西进。至此,整个河西走廊撒遍了“甘肃干部队”的天津知识青年。

  6月19日晚到达酒泉。地委、行署叫大家休整3天。酒泉城内,正在东街铺油路,这可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观看的人很多。20日晚,在七一剧院观看七一剧团新排演的秦腔《大闹天宫》,21日晚又在祁连剧院观看祁连剧团大型秦腔历史剧《烈火扬州》。第3天晚,在七一剧院由两个剧团演出秦腔折子戏,平生第一次观看秦腔的天津青年学生,对演员的精湛演出,频频报以热烈的掌声,也为西北有这样优秀的艺术而欣慰。

  6月23日早晨,各队员打好行李,在地区干校操场集合,只见空地上竖立着安西、玉门、金塔、高台、临泽等县名的牌子,正式分配开始了。那时的酒泉专区共有临泽、高台、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肃北、阿克塞等11个县,除3个民族自治县暂不分配外,其余酒泉以外的7个县都进行了分配。玉门分60人,安西50人,敦煌60人,酒泉暂留400人,7月初又分配肃北蒙古族自治县6人,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4人。24日中午,由天津出发历经18天,终于到达了终点--敦煌。

  分配敦煌60人,而实际第一批来敦煌的是65人。他们是:岳文训 、宋厚芸、王鸿义、平守芸、张钰昌、张桐华、刘继堃 、李珍、王万成、陶惠珍、任长发(任琦)、郭占发 、刘宗轩、李润华、李玉华、俞国华、刘育成、赵金忠、王振远、周书贵、王鸿印、荣恩奇、李宗林、高正铨、包立盈、鲁成周、赵元珍、王维生、郑金城、刘彭学、陈清岐、王金生、艾兰珍、孙庆生、冯敬萱、穆淑琴、刘树礼、张雅文、袁瑞卿、刘惠珍、张淑珍、姚殿英、刘世元、周继仁、薛鸿章、刘兆兰、何山起、曹振铭、相英杰、杨世昌、张树和、张振民、于金柱、李淑文、薛万桐、仲美耕、高云生、方萍、石秀英、刘文琪、王绍学、宋志敏、马元起、耿鸿礼、张显钦,男42人,女23人。

  6月27日下午,县上举办宴会,并宣布最后的分配名单,65人被分配在各个单位。各单位都派了人在院内等候,热情地迎接。1956年以后,又先后有17人由酒泉、金塔等地调到敦煌工作,他们是:李庆忠、李兰生、刘光新、王庆岐、毕学贤、赵琴、华泽雄、贾淑巧、何静珍、李淑英、王兰珠、方瑛、李恩泉、白云台、杨仕秀、田鸿文、杜友忠,这批“甘肃干部队”的天津青年学生,先后在敦煌工作的共有82人,其中男50人,女32人。

  因工作需要,方瑛、方萍、石秀英、薛鸿章、王绍学调酒泉,姚殿英调兰州,刘世元、周继仁、刘兆兰调武威,张淑珍、张雅文随军到外地,王兰珠、刘树礼因病调山西太原,刘彭学、王金生、陈清岐、孙庆生、冯敬萱、穆淑琴、袁瑞卿、何山起、刘惠珍、曹振铭、相英杰、杨世昌、张树和、张振民、于金柱、李淑文、薛万桐、仲美耕、高云生、刘文琪、宋志敏、马元起、耿鸿礼、张显钦、李恩泉、白云台、杨仕秀、田鸿文、郑金城等,都因各种原因回天津或到外省。

  60年的岁月,我们已与敦煌人民融合在一起,成为敦煌人,很多人与敦煌人结为亲戚。我们中间的大多数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多同志担任了市、局和各单位的领导工作。无论是在党政机关、各局、政法、文化、教育、广电、卫生、商业部门,还是粮食、工交、矿业、运输、旅游、城建等各条战线,都成为中坚骨干,作出了突出的成绩。有的还受到省政府、国家有关部委和地、市的表彰,很多同志都掌握了熟练的业务本领。通过自学,有的同志被评为高、中级职称。60年来,与敦煌人民一起建设敦煌,也一起经历了艰难困苦,也有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历次政治运动和非常时期,遭受批斗,甚至劳教,判刑监禁。但是,我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建设西北的信念从未改变。

  半个多世纪以来,敦煌的每一步前进,都洒有我们和敦煌人民的汗水,都有我们的奉献,我们已把敦煌看作是第二故乡,为敦煌的发展建设而欣慰、自豪,我们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敦煌、河西乃至甘肃发展的参加者和历史见证人。现在,这些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甘肃干部队”队员,都已近古稀之年,我们的子女早已成为敦煌人,参加敦煌的建设,有的孙辈也已参加了工作,真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又献儿孙,我们无怨无悔。以实际行动实现了60多年前离开天津时的誓言:“放心吧!我们不会给天津丢脸的!”同样地,我们也没有辜负党对我们60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没有辜负敦煌人民60多年的养育之恩,我们中间的一些同志,身患疾病,但都愿意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敦煌人民。

  在敦煌工作60年回顾

  王鸿印

  1955 年 6 月 7 日,带着报效祖国,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理想,阔别了祖籍、亲人、学校,跟随千名天津学子踏上由天津开往甘肃的火车专列,当时,我只有 17 岁。列车经由西安、兰州到达当时的火车终点站--武威,在武威经过短暂修整后又乘坐汽车到达酒泉,受到酒泉地委、机关和市民的热烈欢迎。在酒泉等待分配,数日后由地区组织部宣布分配名单,我和其他 60 余名同学分配到敦煌县,6 月 23 日由两辆大卡车经过两日行程到达着名的佛教旅游圣地,我的第二故乡--敦煌。同样受到敦煌党政机关、学校和市民的热烈欢迎,从此,开始了我建设敦煌的 60 余年的征途。

  1955 至 1956 年在五区公所工作

  到敦煌后我们仍暂住在县政府大礼堂内,宽大的房子两面地上铺的麦草,我们男同学就睡在宽大地铺上,这是我首次睡在这样的“大土炕”上,虽不太舒服,由于几天的旅途劳累睡的还好。在等待再分配期间,县上开了欢迎会,组织我们和敦煌中学初三的同学联欢,白天空闲还游览了一下敦煌城景,当时的敦煌城很小,街道狭窄,房子古老,东西大街是主要商业区,街道除几家私人商号外,最大的就是贸易公司和对过的花纱布公司,城内还有地母庙湾,大佛寺湾等大片的空闲地,机关、学校大部分设在古庙内。几日后县委组织部宣布分配名单,我和高正铨同学分配到五区区公所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区委书记张建仑用毛驴驼着我们的行李步行20多里到了区公所的所在地--吕家堡子。这个堡子很大,区政府、卫生院、供销社、银行营业所、学校等都在这个堡子里,区委书记张建仓,区长范青对我们很热情,当天还举行了小小的宴会,虽不是七碟八碗但还是有酒有肉。第二天区委书记张建仓宣布我搞文书工作,高正铨为民政助理员。初参加工作困难重重,没有工作经验,生活不习惯,说话听不懂,区上领导和老同志对我们照顾周到,耐心帮助,带领我们到各乡村熟悉情况。半年后刚刚了解了一些情况,又遇到了撤区并乡,我又分配到九乡(五区的一乡和二乡,现在的吕家堡乡)搞团的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全县正在开展互助组向初级合作社的转变,我在现雷家墩一队作建社的组织宣传工作,和基层干部王作才(行政村长)、王枝(村长)、范弟、吕宝等一起组建了宁远桥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初,组织调我到省团校学习。敦煌去的有天津同学刘世元,张自强和我3人,在3个月学习快结束时,中央颁布征招飞行员的命令,我积极响应报名征招,在兰州经过几项体检,被选定预选名额,全省300余名预选者集中在省军区招待所,做进一步的体检选拔,最后完成甘肃10名的飞行员选拔任务,自己因二期沙眼未被选中,但根据国防部的征兵命令,凡预选者选拔不上飞行员一律参加其他特种兵种,因集中的300名预选人员中除2人是甘肃籍外,其他全是外省支援甘肃建设的青年。其中天津籍青年占绝大多数,省委为保住这些人员给中央报告只完成10名飞行员征集任务,其余人员仍留甘肃工作,得到中央同意,预选人员想不通,到省委闹了几天,最后省委提出3条:1、在兰州工作的预选者,不是在行政部门工作的可转到行政部门工作;2、在兰州以外工作的预选者,可调到兰州或省级行政部门工作;3、硬要参军的可参加甘肃武警部队。我当时是搞团的工作,就留在团省委工作,工作了2个多月,自己不愿意留在兰州,找到当时的团省委书记申效曾要求回敦煌。经研究,团省委同意后我又回到了敦煌。

  1956年8月至1967年10月在县委工作

  从兰州回敦煌后,经县委组织部研究,分配到县委文教部(新成立的部)工作,职能是负责全县文化教育、卫生系统的思想政治和党务工作,部长咸裕兴。1957年初,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帮助党整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由县委文教部组织召开了敦煌县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识分子座谈会,会议开了3天。会上发言热烈,提出了不少意见,在意见中设计到不少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当然也有个别人在发言中有些过激,此时党中央又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人民日报》“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全国反击右派分子斗争开始了。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敦煌地区也全面开始了反击右派斗争,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和平时散布对某些领导不满的人受到冲击,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或被排成严重右倾。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敦煌的知名人士和文教界的元老,他们有的劳改,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控制使用,虽然以后进行了甄别 ,纠正了错误处分,但使这些人的身心和家庭受到很大的损失,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还死在监狱中。这是一场悲剧,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1957年抽调到县委审干办公室工作,负责审查各级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我主要负责文教、卫生系统的干部审查工作,通过翻阅干部档案,确定审查和五不审对象,对审查对象提出调查方案,进行调查取证。查清后 做出审查结论,此项工作对组织全面掌握干部情况和正确使用干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但也有一些教训,有的定性不准,有的处分过重,特别在审查伪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问题,有些事实不清,千篇一律,错误的处理了一些干部。

  1959年2月在县委机关经李荣、胡生孝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1年,1960年2月按期转正, 曾任机关党支部委员。

  196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1958年以来在反击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县委成立了甄别办公室,我被抽调到办公室工作。甄别工作要进行摸底、查阅档案、接受群众来访、确定甄别对象,然后根据原来定案的事实进行逐条逐件调查取证,认定错的进行纠正,认定对的维持原定,根据甄别后事实对原定性结论进行重新审定,按干部管理范围上报审批,全错全纠正,部分错部分纠正,正确的维持原案,对处理过重的也进行重新量刑。通过两年的甄别工作,全县70%以上受过处理的干部进行了全部纠正和部分纠正,有的撤消了处分,恢复了工作和党籍。

  1965年敦煌开展了“四清”运动,运动后期省上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敦煌选出代表8人,特邀代表1人,我和朱灿同志为工作人员并带队参加。这次会议开的很隆重,沿路代表乘座卧铺专列,列车到达兰州火车站受到热烈欢迎,从火车站到兰州饭店几里长街两面万人夹道欢迎。代表全部住在兰州饭店内,会议期间省上主要领导做报告,还参观了兰炼、兰化、兰石、兰棉、省农机厂等大型企业和全省农业展览,每晚都安排大型的文艺演出,代表外出参观和观看演出时都是警车开道,工厂、剧院门前众人列队欢迎,场面非常热烈,体现了党对贫下中农的重视和关怀。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场仅有思想领导而无组织领导的运动开始了。大批中央领导被揪出批斗,北京等地学生到各地串联,各地学生派代表到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数次检阅红卫兵,敦煌也派出数十名师生代表到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和原文教局长王习文带队,免费乘火车到北京,住在中央团校,在北京期间吃住、乘车都是免费,我们组织师生到北京各大院校参观,抄写大字报,参加批斗“走资派”大会。十多天后的一天中午,广播中说接到周总理的通知,明天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我们(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听后操场上一片欢呼,奔走相告,吃过晚饭后分发第二天食品,晚上11时集合整队出发,步行前往,于第二日早晨5时到达长安街等待入场。早8时多才由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入会场,我们很幸运被安排到最前排观礼台下,可直接看到天安门城楼的一切情况,早10时宣布大会开始,林彪讲话后第六次检阅式开始,由于我们在最前排,检阅一开始就到了天安门城楼前,清楚的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招手,由于人多走不出去,我们在城门楼前拥挤了3个多小时,毛主席走向城楼东角,我们随人群拥向东,毛主席走向城楼西,我们又随人群拥到西,边看边欢呼毛主席万岁,嗓子都喊哑了。中午1时多检阅结束,人群散后才能离开城楼,由于检阅一切车辆禁止通行,我们只能顺马路劳累的走一站休息一下,直到下午5时才艰难的走到动物园,中央团校派车把我们接回。检阅结束后,我们乘专车回到酒泉,又乘车回到敦煌,受到热烈欢迎,经过近1个月的参观,我们把全部师生代表安全的带回敦煌。此后,敦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掀起了高潮,不少当权派被揪斗,“打倒高、许、马”“王、陈、尚”的大标语贴满了街道,两派斗争激烈,打、砸、抢不断发生,生产和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机关单位瘫痪。后经甘肃军区组织两派代表到兰州办学习班,经过军方的协调,确定了三结合的敦煌县革委会的组成人员,随后全县各单位相继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没进革委会的领导靠边站,参加学习班或到县“五七干校”劳动。后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忠字化运动”、批判“唯生产力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运动,多年处于文化大革命后徘徊时期。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67年8月,在全县各单位相继成立革委会时,经县革委会研究,调我到孟家桥学区任革委会主任。自己虽多年在宣传部工作,对教育有些了解,但还是个“门外汉”,加之自己认为教育界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历次政治斗争都是先从教育界开始的,是个是非之地,不愿意去,学校革委会成立时没有去参加。经县革委会领导批评后才勉强到职工作。当时,学校环境很差,学校设在旧庙中,桌椅破旧,有的还是泥桌凳,到职后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加之人很熟悉,县上一次拨了3个班75套桌椅,我们带领学生排的长队到县上搬运桌椅。又积极争取建设校舍资金,在公社民办中学内修建了二栋六座教室,小学从庙中搬迁到公社民办中学内,学校面貌有了一定的改善。1968年下半年,由于咽炎病加重,说话困难,不适应教学工作,经本人申请调到党河公社工作,结束了仅1年多的教育生涯。

  1968年10月,在党河公社搞文秘工作,并选为机关党支部副书记。1975年春,移交文秘工作,带领公社干部王金、王艾等4人到大庙大队蹲点,当时的大庙大队是个全县有名的穷队,人缺粮食,畜缺草,干部思想混乱,群众情绪低落,生产困难很多,我们4人各负责一个小队,我到困难最多的四队帮助工作,为解决人畜生活,到南台堡大队借了些粮食,到铁家堡大队借了些草,稳定群众情绪,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召开各种干部会议,发动群众平整土地,拉沙拉土,大搞积肥。由于备耕扎实,群众干部的积极性高,1975年夏粮获得大丰收,初步改变了该队的面貌,并和大庙四队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至今还和郭荣、王泰山等部分干群往来。

  1977年10月,调市工交局搞政秘工作。在搞好政秘工作的同时还主抓工交系统的平反工作,局成立了平反办公室,抽调十几名专干。工交系统的平反工作主要集中在手工业系统,这些单位职工比较复杂,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处理过的人较多,平反任务大,抽调的专干素质较低,结案进度慢,曾经受到市上的批评。为按时完成任务,我们对专干进行培训,帮助他们熟悉情况,节假日和晚上加班,历时2年,于1982年底完成了工交系统的平反工作。

  1983年10月,调任运输队任队长,1984年改任运输队党支部书记,1984年12月调任市运管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市运管所是在机关、企事业单位车辆管理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的,和市道管站两套人马一个牌子,我调入后站、所分设。新建的运管所的业务由只管机关车辆扩大为管理全市的所有营运车辆,人员也不断扩大,由5人扩大到11人。根据所内当时情况,首先抓了机关秩序的整顿,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各个岗位的工作责任制,并打印成册每人一份,又用镜框挂在各个办公室的墙上,此项工作得到地区交通处的肯定,并转发到全区各县市运管所。其次,加强职工的政治业务学习,提高职工的政治业务素质,坚持每天2小时的政治学习,每周2小时的业务学习,并定期和不定期的进行测验,有组织的组织职工参加各类函授学习,所内11名职工有7人参加了全国交通运输学院函授学习,2人参加了会计函授学习,3年时间都相继毕业,有7人获得了经济员、助理经济师、经济师和会计员的职称。政治业务水平的提高,增强了职工的责任心,提高了办事能力,机关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再次,抓行业管理,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经济环境秩序的治理整顿,国民经济发展很快,我市的交通运输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各种车辆增加,运输管理范围由客货运输扩大到汽车维护、运输服务、搬运装卸等5大行业,经营者除国营集体专业运输企业、机关、企事业车辆外,还有庞大的个体经营者,要负责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等职责。我市是全国着名的旅游城市,抓好客运极为重要,我们在抓好货运、汽车维护的基础上,重点抓游客运输,特别是出租车和城乡公交车的管理,它是城市的窗口,影响着敦煌在国内外的形象,关系到旅客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在这方面我们抓了开业前的审批和培训,教育经营者遵章守法,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加强执法检查。多年来敦煌运输市场基本上是井然有序的。第四、抓各项规费的征收,我们除了负责征收运输管理费,以保障各级运管机制和人员的经费支出,确保行业管理的正常运行外,还为交通部门代征客运附加费、拖拉机养路费,为工商管理部门代征工商管理费,为税务部门代征各项税金,在征费工作中我们坚持依法征费,做到应征不漏,多年来一直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征收任务。

  在全所职工的共同努力下,85年以来我所多次被评为市工交系统、地区交通系统和全省运管系统的先进单位,党支部也多次被评为工交系统的先进党支部。自己曾3次在地区交通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2次在全省运管系统表彰会上介绍经验,我个人也多次受到市、地、省主管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一、省上。

  1、1988年1月被省运管局评为1987年度全省运管系统双文明先进个人;

  2、1990年2月被省运管局评为1989年度全省运管系统双文明先进个人;

  3、1992年3月被省运管局评为1991年度全省运管系统双文明先进个人;

  4、1993年2月被省运管局评为1992年度全省运管系统双文明先进个人;

  5、1995年3月被省运管局评为1994年度全省运管系统双文明先进个人;

  6、1995年1月被省运管局评为全省运管系统统计抽样调查先进个人;

  7、1996年1月被省交通厅评为1995年度交通系统统计先进个人。

  二、地区。

  1、1988年1月被地区交通处评为1987年全区交通系统先进个人;

  2、1989年4月被地区交通处评为1988年全区交通系统先进个人;

  3、1992年3月被地区交通处评为1991年全区交通系统先进个人;

  4、1993年3月被地区交通处评为1992年全区交通系统先进个人。

  三、市上。

  1988年7月被市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四、工交系统。

  1、1980年3月被市工交局党总支评为1979年全系统先进工作者;

  2、1982年1月被工交局党总支评为1981年全系统先进工作者;

  3、1982年7月被工交局党总支评为全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4、1990 年1月被工交局党总支评为全系统1989年先进工作者;

  5、1990年7月被工交局党总支评为全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6、1993年1月被工交局党总支评为全系统1992年先进工作者;

  7、1994年6月被工交局党总支评为全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8、1995年5月被工交局党总支评为1994年全系统先进工作者;

  9、1996年6月被工交局党总支评为全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五、沙洲镇党委。

  1、1994年1月被沙洲镇党委评为全镇1993年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

  2、1995年1月被沙洲镇党委评为全镇1994年全镇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

  六、职称。

  1、1988年1月12日经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研究被评定为助理经济师职称;

  2、1993年10月7日经酒泉地区经济专业中级职务评委会评审被评定为经济师职称;

  3、1992年8月10日经组织部、人事局批准为主任科员;1996年8月12日由本人申请经市委研究同意提前退休,并发老干部证书。

  1961年3月25日,是我和老伴权振宇结婚的日子。老权当时在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任教师,办公室设在宣传部内,同在一起办公比较了解,情投意合,婚后54年我们生活的很好,老伴退休在水电公司。现有二儿二女,长女王丽娟高中毕业,现在中原油田搞财务工作,女婿周建新现在中原油田任作业五处处长。次女王丽萍高中毕业,现在市工商银行工作,女婿李维宾在市道管站工作。长子王永刚、儿媳闫毅君,五金公司下岗后经营小超市生意。次子王成刚,大专文化,党员,现在市电力局工作,儿媳李艳宏,大专文化,党员,现在市运管所任副所长。子女们在组织和家庭教育培养下成长的很好,思想进步,工作积极,都有一个和睦的小家庭,两个外孙李鑫、周洪洋大学毕业均已参加工作。长孙王伟健大学毕业,共产党员,在肃北县委办公室工作,次孙王伟康上高中三年级,学习成绩较好。

  回顾到敦煌60余年的历程,自己感到欣慰和骄傲,在政治上几十年来始终积极靠拢组织,要求进步。解放初期,上小学时加入天津市首批少先队,1954年上初中二年级加入共青团,到敦煌后,195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支部委员、支部书记、总支委员等职务。在工作上对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都能很好的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并多次获得市、地、省交通主管部门的表彰奖励。在家庭上有个和谐温馨的家,老伴权振宇性情温顺,教育子女、操持家务有方,对自己照顾周到,几十年的夫妻生活都能相互关心,相互照顾,恩恩爱爱。子女们对我们都很孝顺,他们都能积极上进,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每周我们和儿孙们相聚在一起吃“大锅饭”,玩麻将,打扑克,高高兴兴过个愉快的周末。

  回顾到敦煌60余年的历程,我感到最大的教训是自己的性情急噪,爱报打不平,看到不合情理的人和事,不分地点、场合、不管是什么人非说非管不可,这样惹过不少的领导,多次挨过“不公”的批评,影响了自己的进步,这个缺点也是我们天津同学中不少人的共同毛病。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敦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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